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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辩论中的真相、比喻、种族等议题

被搬离原生环境、被贬为商品、被剪断和亲人联系的近代黑人,并不是在同性亲密关系中的任何人,而是所有被迫由同性伴侣抚养的孩童!

美国联邦法案HollingsworthPerry,是针对捍卫一夫一妻制婚姻加州第八号公投案的诉讼案件。此案答辩摘要颇为奇怪,关于同性婚姻的辩论大多环绕在比喻的使用上。

即使生理结构并不相同,一对同性伴侣和一男一女的伴侣也拥有完全相同的意义吗?同性民事结合(civil union)下的同居伴侣(domestic partnerships)所得到的有如种族隔离时期黑人所遭受「隔离但平等」的待遇吗?这种制度重现肯定种族隔离制的PlessyFerguson案吗?加州第八号公投案的结果如合理化种族隔离制的「隔离但平等」原则般荒谬吗?同性恋者是新一代黑人吗?2008年反对同性婚姻的加州政府,有如在LovingVirginia案中反对跨种族通婚的弗吉尼亚政府吗?同性伴侣和不孕的异性伴侣是一样的吗?恐同症就像巩固种族隔离的Jim Crow法案吗?

胡扯。既然加州的同居伴侣享有和同性婚姻伴侣相同的法律权益,推翻加州第八号公投案的实质差异不在其他,而在取得巨大的象征意义。

符号确实事关重大,所以我不轻看同运人士对于「婚姻」一词的渴望。虽然同性伴侣可以栖身于「民事结合」和「同居伴侣」的制度下,但敬重和效度附于「婚姻」一词上。虽然无法具体量化,各个文化普遍认为婚姻值得敬重且具有效度,这就使婚姻一词成为值得争夺的对象。我懂了。

然而,有个棘手的矛盾有待化解。我必须首先阐释这个矛盾,再评论「同性恋者有如黑人」这个比喻,这个比喻是使用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为同性婚姻辩护的论述基础。

孩子没有选择

同性婚姻的拥护者了解抽象词汇的深远意义,才会为了「婚姻」和「民事结合」的差异吵嚷不休。接着,他们却摒弃「爸爸」和「妈妈」这两个抽象词汇对孩子而言的深远意义。这种争取文化权利的不对称状态,促使我发起捍卫儿童权益的全球运动以对抗在生物伦理上问题重重的同志运动

我们听说,只要孩子有一个干净的家、关爱、好成绩、在社会学者的「自尊(self-esteem)」评估中获得良好分析结果,「妈妈」和「爸爸」这类的词汇就没什么差别。这种对孩童文化依附对象的冷漠态度和对「(同性)婚姻」运动的积极态度,恰好形成强烈对比,而这里「婚姻」和「民事结合」在法律的保障上其实并无差别。

同性双亲的抚养议题已和同性婚姻的论战紧密交织成一片(我不确定这两个议题从何开始、如何成为可以彼此互换的代名词),于是关于父母双亲的争议无法在同婚论战中贬为无关紧要。正因同性婚姻的倡议者已大肆赞扬查克˙华兹(Zach Wahl关于《我的两个妈》的证词,现在倡议者不能再否认,他们对于同性婚姻所追求的并非象征性认可,而是为了获得同等抚育权的一场确确实实的争夺战。

把婚姻给予同性伴侣,意味着有些孩子将永远无法使用「爸爸」、「妈妈」这样的字眼描述他们的家庭,换来的是他们的双亲可以使用「婚姻」一词来描述。为了使两个爸爸或两个妈妈成为有效、值得敬重的词汇,牺牲的是孩子和父系或母系其中一方族谱具有价值的联系。父亲节或母亲节来临时,孩子们将无法和他们的同侪平等,只因为他们的同性双亲致力于和他们同侪的父母平等。


同运人士也许会说,已经有许多同性伴侣正在抚养孩子,所以如果反对这种安排,我的反对已经超出对同性婚姻权的探讨,我的回应是:对,我的反对确实延及所有试图获取孩童抚养权的同性伴侣。这是我的立场。

当政府将「婚姻」开放给同性伴侣,这表示政府公开背书,支持成千上万的同性伴侣复制这种具争议性,且打从一开始就极其不良的家庭模式(身为女同性恋者的孩子,我必须这么说:生长在同性双亲的家中非常辛苦,任何人都不应着手规划这种家庭型态,就算是离婚或配偶一方过世亦然)。

同性伴侣面对的处境和孩子面对的处境,不可相提并论。同性恋者可以在步入婚姻时理解婚姻的价值;但孩子对于一出生就没有父亲或母亲是怎么一回事,毫无头绪。这种一辈子的缺席对孩子造成的影响,起初也许不明显,要到孩子成年许久后才会显现出来。

同性伴侣的孩子必须毫无选择地接受父系或母系族谱其中一方消失。有些孩子也许会一直过得很好,直到死日都对70多年前被同运人士放入这种不寻常的家庭结构中,毫无怨言。直觉告诉我们,其他大多数孩子,感到备受出卖。命运使我们无法预测,哪些孩子会自始至终对失去父母其中一方,毫不在意;又有哪些孩子,对这份在社会文化中本应获得的权利被夺走,会感到恐怖。

无论是哪种情况,让成人代替孩子决定甚么会临到他们身上——明知在抚养者过世很久后,在一切关于同性婚姻辩论被遗忘以后,孩子仍要继续承担这些选择的后果——这听起来像权力的滥用。

比较一下孩子的担子和同运的目标,权衡两者比重。同性之间的亲密关系永远是个选择,就算无法避免同性间的吸引力,人们也可以选择和谁进入亲密关系,或是否进入亲密关系。有些同性恋者决定不和任何人定下来,有些同性恋者决定不进入有法律效力的正式关系,有些同性恋者满足于民事结合的法律保障。同性恋者甚至可以改变主意、和同性配偶离婚、转而和另一异性结婚。然而,同性伴侣的孩子无法和他们的双亲断离关系,转而寻找一对新的父母。

两者权重没得比较,孩子的权益理当摆在首位。在所有以伦理为考虑的论战中,同性婚姻未战先败。

同性婚姻物化孩童

那么为什么还存在关于同性婚姻的论战?为什么HollingsworthPerry案还是个议题?

问题在于比喻,这比喻一直妨碍真正的讨论。无论同性婚姻是什么,都不是同性伴侣所追求的,他们追求的乃是一种象征性载具,为的是让同性伴侣看起来和异性伴侣相等。异性伴侣能做一件同性伴侣永远无法企及的事——生育。

比喻方法难以成立,事实上几乎不可能,这反而使同婚倡议者更竭力地使用各种模拟来加强论述。同运人士看到,无论同性伴侣怎么做,都无法企及爸爸、妈妈、孩子之间单纯的三角连结;于是,同运人士一次又一次把焦点从孩童权益,转向成年同性恋者的权益。

当焦点集中于同性恋族群时,诸如把同性恋族群喻为新一代黑人等许多模拟,掩护同运人士免受详细审视:究竟他们对于孩童抚养权的要求,将造成什么效果?

相较之下,当我们关注孩童权益时,模拟论述方法是高度危险的。有些孩子是(成人)为了换取相当酬劳,以半人工方式制造出来的(透过代理孕母或是精子捐赠的方法),他们制造出来以后,被置于同性双亲的权柄下,这些双亲对于自身权益受到认可的重视,大过于关注孩童可能因为缺乏父亲或母亲其中一方而经历的忧伤。对于这些孩子,我们可以用甚么模拟?

有些孩子从第三世界的孤儿院被贩卖到美国的(同性伴侣)家庭,这些伴侣知道孩子原生文化反对同性恋关系。对于这些孩子,我们可以用甚么模拟?有些孩子被告知他们有两个妈妈而爸爸并不存在,或两个爸爸而妈妈并不存在。对于这些孩子,我们可以用甚么模拟?有些孩子终究必须理解,他真正妈妈是一位被当作租借式烤箱的人,而他真正的爸爸是一位在精子诊所,为了750美金而对着一个玻璃罐自慰的陌生男子。对于这些孩子,我们可以用甚么模拟?

是否该将这些孩子比为吃饭时得到两只汤匙而没有叉子的人?是否该将这些孩子比为进步和社会变迁的象征?幸运吧?

还是我们应该使用某些让同性伴侣感到不悦的模拟:一道奖赏;一样工具;一项财产;一只娃娃;一种更先进的整形手术;一只为了满足某些人稚幼的化学实验所用的实验瓶;一帖鸦片,好帮助某些人忘记他们无法像异性恋者一般怀孕,只能刻意策划一种新的家庭模式?是否这些孩子只是某种任人买卖的商品?

这种比喻方式对于同性婚姻的倡议深具威胁,因为它直接打击婚姻「平权」中的错谬:为了让同性伴侣和异性伴侣平等,同性伴侣的孩子必须被物化。

同性婚姻倡议者的解决之道,就是提出一个以种族(黑人)为比喻,转移注意力的模拟。然而,这种比喻恰好见证同婚倡议者的失败,因为参与论战的人几乎无法满足同婚倡议者的期待,无法把比喻连结到整个种族歧视的历史。

为什么「同性恋者有如黑人」的比喻会造成反效果?

推翻保护传统婚姻的加州第八号公投案,所根据的是一条为解放黑奴而制定的宪法修正案,然而这种以黑人为比喻的模拟,其实只能用来帮助传统婚姻的捍卫者。从各方来看,被搬离原生环境、被贬为商品、被剪断和亲人联系的近代黑人,并不是在同性亲密关系中的任何人,而是所有被迫由同性伴侣抚养的孩童!欲进一步讨论比喻,文学颇为有用。请读菲利丝˙惠特利(Phillis Wheatley)的诗作〈带离非洲,进入美洲(On Being Brought from Africa to America)〉。

菲利丝由出生地塞内冈比亚被搬离,带到新英格兰,由约翰˙惠特利买下。惠特利一家十分喜爱她,教她拉丁文和英文。她出版诈诗集《各种主题的诗作(Poems on Various Subjects)》时,正好是查克˙华兹出面作证由两个妈妈带大真是很棒的年纪。〈带离非洲,进入美洲〉是这部深富历史意义的诗集中最有代表性、最沉重、且最具争议性的一首诗,全文如下:

恩典将我带出异教之邦,

使我昏昧之心得以明白

有一位神,还有一位救赎主:

曾经,我不寻求也不明白救赎。

有人鄙视我们紫貂似的肤色:

「那是魔鬼染上的死色。」

记得啊,基督徒,黑如该隐的黑人

能被炼净,加入天使天军的行列。

她感谢儿时把她带到英格兰的人;她感谢奴役她的人。终究,结局是好的,不是吗?至少,她学了拉丁文,认识了伏尔泰和富兰克林,有更好的生活——就算她死得早——要是待在非洲也许能活得久些。收货吧?当然不。我们的基本批判能力告诉我们,无论菲利丝表达多少感激之情,都是委曲求全。

如果菲利丝不颂扬主人,她的诗集根本不可能出版,更别提获得自由。就算她确实觉得感激,她是以商品的身份,心怀感激地被一个家庭买来卖去;而这个家庭认为他们像工具般使用她,是对她的帮助。我们很难把她的诗看做对人口买卖的普世性支持。

我们可以倚赖一个青少年在他的同性恋母亲们面前支持同婚的证词吗?我们的批判能力如此萎缩吗?我们对常理如此无知吗?我们应该接受一个小女孩写给总统的信中关于两个爸爸的证词吗?至于那些访问同性伴侣和他们孩子的「研究」呢?所有研究参与人不都知道他们的回答背后的含意吗?就算他们真实的、真诚的对于少了一种性别的家长感到快乐,对于他们生命的出现是本于某种人类生命的买卖感到快乐,笼罩我们国家种族历史所提供的比喻,要求我们保持怀疑。

对于面对困难道德议题的人而言,自然而然会想使用模拟的方法。如果我们也想使用,我们就要用得明智。如果我们想要使用种族作模拟,那就用,但我们会发现,把美国人共同记忆中的这个比喻,拿来支持同性婚姻,可不是那么好用。

Robert Oscar Lopez 英语世界的抗争:儿童的权益!English Manif: Childrens right! )的负责人,这是个关注同婚论战个美法联机平台,他也是《Johnson Park》这本书的作者。

作者:Robert Oscar Lopez

译者:林立涵

原文出处:http://www.thepublicdiscourse.com/2013/02/7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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